电话听筒里的呼吸声，沉重而黏腻，在死寂中持续了整整十七秒。
随后，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剪刀剪断，声音戛然而止。
沈默没有丝毫犹豫，反手拔掉了办公室内所有通讯设备的电源插头，动作利落得仿佛演练过无数次。
他抓起桌上的黑色记号笔，在光滑的桌面上写下三行字，笔迹沉稳，力透桌面。
我听见了。
我不是接线员。
我没有未完成的责任。
这是他的“防波堤”，是抵御那些被称为“残响”的无形之物入侵心智的最后一道心理锚定。
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抬起头，目光投向窗外那片由无数灯火构成的城市星海。
他迅速调出全市公共电话亭的实时监控与分布图，冰冷的数据在屏幕上流动。
很快，一个清晰的轮廓浮现出来。
那六个亮起红色指示灯的电话亭，并非随机分布，它们以老城河为脉络，精确地围绕着一个中心点，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。
而那个中心，正是早已化为一片废墟的栖梧里旧址。
沈默的指尖在屏幕上轻轻敲击着那个中心点，眼神变得凝重。
这不是无意识的扩散，这是在“画界”，一个以执念为笔，以城市为纸的巨大仪式正在悄然启动。
凌晨三点，城市的另一端，刺耳的警铃划破了宁静。
城西锦绣苑小区，一名男性住户被发现倒在自家卧室的穿衣镜前，已经没了生命体征，死因不明。
市局接到报案，经验丰富的老警员王建国主动请缨，带队前往现场。
现场监控录像令人不寒而栗，画面中的死者在长达半小时的时间里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镜子，仿佛被摄取了魂魄，行为诡异至极。
王建国不信邪，他认为这不过是某种新型毒品或精神类药物导致的幻觉。
为了破除迷信，也为了安抚小区住户的情绪，他决定亲自在现场守夜。
然而，六个小时后，换班的同事发现，王建国以和第一名死者几乎完全相同的姿势，倒在了镜子前。
紧急送医后，他被诊断为突发性大面积脑出血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法医的尸检报告更是给这起案件蒙上了一层超自然的阴影：王警官双眼眼球内部的微血管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放射状破裂，仿佛在极短时间内遭受了无法想象的极端视觉冲击。
人们在他留下的值班记录本上，找到了最后一页的字迹，潦草而扭曲，充满了无尽的恐惧：“镜子里的人……比我早动了半秒。”
沈默赶到锦绣苑的案发现场时，空气中还残留着警戒线和消毒水混合的冰冷味道。
他绕过那些仍在忙碌取证的警员，第一眼就锁定了那面肇事的古董镜。
椭圆形的镜框，边缘是剥落的鎏金，主体木质框架呈现出一种深沉的褐色，表面布满了细微的、如同被火舌舔舐过的焦黑痕迹。
它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仿佛一个沉默的、看尽了悲欢离合的旁观者。
沈默从勘察箱里取出一副特制的偏光镜片戴上，缓缓靠近。
他没有去看那片光滑得诡异的镜面，而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紫外线勘察灯，仔细扫描着镜框与镜面的接缝处。
在特定波长的光线下，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木材纹理中，一些微弱的碳化痕迹显现了出来。
那痕迹的形态很特别，不像是自然的烧灼，更像是一个孩子用尽全力按上去的、小小的手印。
他迅速拍照，将图片加密后发给了法医中心的搭档苏晚萤。
不到十分钟，苏晚萤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声音带着一丝压抑的惊奇：“沈默，你猜的没错。我比对了地方志档案库里的资料，这种碳化特征的木材，源头指向一个地方——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场大火中被彻底焚毁的‘育英孤儿院’。”
电话那头，苏晚萤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翻阅着什么，接着说道：“还有更关键的，我在一本民国时期的《义济堂殓事录》附录里，找到一条非常模糊的记载，内容和这面镜子有关。上面写着：‘有师自燃于镜前，怨曰：世人皆视我为凶，却不见火起时我推门三十七次。’”
沈蒙的瞳孔骤然收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