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酒吧安安静静地又待了几个月。
在这几个月里，我确实按照曾校长的要求，没有和那些“来喝酒的人”有任何接触：因为我根本没在营业时间进过酒吧。顶多在酒吧休业时，会被酒吧老板左阿姨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派到二楼包厢去打扫卫生。左阿姨是个非常精明注重营销的人，当然不会让顾客看见店里有个疑似未成年的工作人员，不然，是生怕竞争对手没有把柄吗？
而且，我觉得曾校长的担忧比较多余，首先是关于被人“搭讪”，就算我真的在营业时间进酒吧且被人搭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很久没和人好好说过话了，不知不觉就成功酝酿出了一种魔力，每个主动和我接触的人，都会迅速对我失去兴趣。
其次，我对那些盛在各种各样的漂亮杯子里的酒也没兴趣，我从来没觉得那些东西神秘诱人过。酒吧员工里有个花名Jules，人称朱乐的调酒师，性格比较奇特，对我这种不喜欢说话的人特别感兴趣，一定要把我逗到开口为止。他很喜欢教我调酒，虽然我兴致不高，但他乐在其中。闲暇时，他把店里的配方一一拿给我看，并告诉我，调酒是件很简单的事：“把这个加到这里，那个加到那里，然后最后通通倒到壶里，豁楞豁楞，最后扔起来，甩一下，在客人面前做一些酷酷的动作，就好了。”
我一直不明白那个长得像保温杯的不锈钢壶为什么叫“雪克壶”，如果按照奶茶的命名方式，大概率应该叫“摇摇乐”，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东西从摇摇乐里倒出来后价格就翻了十几倍。
除了调酒原理，朱乐有时还会自顾自地和我讲他的故事，我有时候也会回应他。当他听到我曾经在学校里受过一些欺负后，他一下子来了兴致，他说，他小时候也经常被人欺负，欺负到连学都没法上，后来，他开始用恶作剧的方式报复那些欺负他的人，把他们整得团团转。再后来，他成功顿悟，原来恶作剧也是一种艺术，并且其艺术性不亚于调酒。他对这份高深的艺术非常着迷，甚至说，假如有一天，他能遇到一个比他还要深谙此道的人，一定会甘拜下风，投其麾下，供其差遣。
至于恶作剧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？他也给我讲述过。他先举了一个反例，那种常见的恶作剧，在门上放个脸盆浇推门的人一头水，就毫无美感与创新可言，要被逮住也是轻而易举，而高端的恶作剧，应该富含创意且举止轻盈，所谓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”。
为了更精确地解释他心中的“高端恶作剧”，他给了我一张图纸，图上画着一个像火箭炮一样的东西，顶上还有个瞄准镜。他说，要浇别人一头水，也应该像一个狙击手一样，躲得远远的，伺机而动，在猎物到来时扣下扳机，发射一个水球砸到他脸上。
我收下了这张图纸，心里并没有太大波澜。
九月份，高中开学，九月中旬，我被曾校长押进了学校，塞进了一个高一班级，他给我办的破格录取申请通过了教育局的审核。曾校长并没有把录取缘由特别向外公开，担心让我成为焦点会对我有不好的影响，他说，如果我想让别人知道的话，可以自己去讲。
如果不是以住在酒吧为交换，我根本不想回去上学，上学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只有省去了酒吧白天的一点打扫工作，其余都是一种折磨。
如我所料，所有人都觉得我“怪怪的”，倒不是因为插班的缘故，主要是我还是和之前那样，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。结果就是，任何一个集体活动，比如体育课结束的自由活动，或是去图书馆、实验室里的双人组队，我一定是落单的那个，就连平时下课，我的同桌也都是下课铃一响就转过去和她的后座说话，觉得和我无话可说。
这当然不能怪她们，在起初也有一些热情开朗的同学会主动来找我，结果我每次都是呆呆傻傻地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和我说话的人便越来越少了。但我无法否认，我挺失落的。
其实，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沉默，虽然远没如现在这般语言功能几近丧失，但也一直没什么同龄人和我玩，只是从前我好像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。也许是因为那时有妈妈在，妈妈还会跟我说：有的人偏好在人群中寻找联结，有的人偏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向内联结，两种方式都可以精神充盈，内向和外向只是人的不同性格，并无高低之分，即便是内向的人，也总有一天能得到别人的欣赏。
很可惜，自从有了少年班的经历，我便很难相信这些了。妈妈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，但很显然我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，内向就是一种劣势，这一点无须多言。而且，我总会把各种细小的行为都联想到对我的讨厌上去，我可以接受自己和所有人互不交集，但不大能接受四周都是对我的厌弃，然后我又要开始难过，怀疑自己天生招人厌恶，真没办法。
与此同时，我感到很疲倦。不仅是对课程疲倦：为了防止晚些被淘汰了的学生失去高考的退路，少年班在第一年就强迫我们把高中的所有应试内容都学完了。我也不想去和老师解释一番，让他们同意我在课上自学别的内容，我根本不想看学习类的书，只想发呆，最主要的原因依旧是那种虚无感。
为了方便发呆，我申请了坐在角落里的位置，这个位置不错，不仅隐蔽还没有同桌。再后来，我直接不想来学校了，要走很远的路不说，遇见曾校长还得说谎，说我是坐地铁过来的，或者左阿姨让人开车送过来的。我不太想让他知道我在左阿姨那儿生活的一些具体不妙之处，他到现在都没听过那个“十倍回报协议”，而且我有点怕他给我弄辆自行车或者真的开车来接我。
幸运的是，我一整天不来学校，也没人逮我，班主任有我的电话，我赖在酒吧楼上时，她会在上午和下午各给我打一次电话，叫我快点来，然后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直到九月末，她才终于大发雷霆，因为月底的月考我只写了一些选择和填空，最后总分两百多分。
可是，考试要写好多的字，多累啊。
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怒道：“平时对你管得松，考试居然也不好好考！你知不知道，这次我们班平均分，排第几！第几？第几……”
周六中午，曾校长领着我去办公室给她道歉，他痛心疾首道：“你要是不想来学校，就好好待在家里吧，不要进酒吧，不要出去乱跑，然后好好考试，把卷子至少填满！”听起来感觉底线又降低了一截。